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最早“旅行”

据美国学者韩南考证,第一部长篇汉译小说为1873—1875年连载于上海《瀛寰琐记》月刊的《昕夕闲谈》。不过严格说来,早在1853年,上海美华书馆就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而短篇小说的最早翻译,还得算上海达文社19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外奇谭》,译文出自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莎士比亚进入国人的视野最早是以“沙士比阿”的译名出现的,他的着作《哈姆雷特》曾被译为
《报大仇韩利德杀叔》《鬼诏》《天仇记》……昨天,“莎士比亚在中国”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揭幕,展出了晚清以来多个版本莎士比亚中文译本、相关研究书籍以及莎剧在中国演出的历史照片等。
这些文献资料显示:自19世纪30年代起,国内知识分子和外国传教士便相继在书刊中以“沙士比阿”“舌克斯毕”“沙斯皮耳”等译名介绍莎士比亚,其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也逐步通过译本、演出、研究等多种形式为国人所熟知。其中,有些莎士比亚作品的中文译法在今天很少看见,颇具时代特色。
据史料记载,早在1839年,莎士比亚就以“沙士比阿”的译名出现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中。此后,郭嵩焘、曾纪泽等出使英国的外交官员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观看莎剧和谈论莎翁等相关细节。1902年,“莎士比亚”这个现今通用译名出现在了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
第一部问世的与莎士比亚故事相关的中文译本是出版于1903年、由无名氏根据英人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翻译的《澥外奇谭》。记者昨天在展览现场看到,该书为文言文译本,由上海达文社出版,共翻译了10个莎剧故事。颇为有趣的,该书采取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标题模式,每个故事的名称均与现代通行译法不同。
比如,第二个故事名为《燕敦里借债约割肉》,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威尼斯商人》。剧中的威尼斯商人,通行译法为“安东尼奥”,而《澥外奇谭》的译者却把它译为“燕敦里”,类似中国人的名字,和现代译法中保存原文“洋味”的做法不一样。而莎翁的另一个戏剧故事《第十二夜》在《澥外奇谭》中被译成了《武厉维错爱孪生女》。其中“武厉维”即剧中主要人物之一奥丽维娅,她爱上了女扮男装的薇奥拉,而薇奥拉又有一个孪生哥哥,由此引发了许多喜剧性的场面。
就在《澥外奇谭》出版后的第二年,又一部《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中文译本问世了,这就是林纾和魏易合作的文言译本,题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简称《吟边燕语》。记者发现,译者在该书中对莎剧的译名也采取了汉化的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吟边燕语》中的标题比《澥外奇谭》中的更为简约,都是由两个字组成。例如:《鬼诏》、《黑瞀》等等,其风格近乎《聊斋》。
“这在当时并不奇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虽已蓄势待发,但传统文化毕竟还占有统治地位,人们对传统的文学形式更乐于接受。”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朱明指出,在舞台上,莎剧的剧名与今天的译法也相去甚远。1913年7月,郑正秋的新民社上演了
《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文明戏《肉券》,首开中国人用汉语演出莎剧之先河。此外,该剧还有
《女律师》《一磅肉》《借债割肉》等多个剧名。
业内人士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中文译名,展现了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文化认同的流变,对跨文化交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萨义德认为,理论的旅行需要具备一定的接受条件,使之可能被引进或得到容忍,无论多么不相容;而得到容纳的观念在新的时空里因为新的用途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文学文本的跨时空旅行同样如此。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在中国的最早旅行,就是以译者所谓的“戏本小说”开始的。译者在附志的《海外奇谭叙例》说明了翻译该书的缘起,“是书为英国索士比亚所著。氏乃绝世名优,长于诗词。其所编戏本小说,风靡一世,推为英国空前大家。译者遍法德俄意,几于无人不读。而吾国近今学界,言诗词小说者,亦辄啧啧称索氏。然其书向未得读,仆窃恨之,因亟译述是篇,冀为小说界上,增一异彩”。以此回应梁启超于19世纪末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期为政治改良之利器及新民之通途,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因是之故,新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在晚清日益勃兴,相辅相成,蔚为大观。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首译,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多元系统中自然发生的。在英语世界里,兰姆姐弟的莎剧改写本非常受欢迎,原有20个故事,译者仅选译了其中的一半,各自成章,并根据故事情节重新命名,混编为以下10章(括号中为对应现译名):1.《蒲鲁萨贪色背良朋》;2.《燕敦里借债约割肉》;3.《武厉维错爱孪生女》;4.《毕楚里驯服恶癖娘》;5.《错中错埃国出奇闻》;6.《计中计情妻偷戒指》;7.《冒险寻夫终谐伉俪》;8.《苦心救弟坚守贞操》;9.《怀妒心李安德弃妻》;10.《报大仇韩利德杀叔》。此译本尽管早于林纾所译《吟边燕语》,但除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一文有简单介绍,国内莎学研究论著都只是浮光掠影的提及。然而,这一最早的汉译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译者与晚清读者接受的相互关系,不乏可观之处。

译者所用语言是文言,这是由那个时期读者的普遍期待所决定的。清末民初,逐渐由古代白话转型为现代白话,最终于1920年将白话定为正式官方语言。但在世纪之交,即便白话已具雏形,“雅驯”“雅饬”的文言仍是当时文人雅士的“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利”。严复和林纾的成功则有赖于此,吴汝纶、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大家对此都赞赏有加。到“五四”初期,文言仍是大多数译者的首选。

在主题选择方面,译者只选译了10个故事,删除的另外10个有一半可以归为悲剧主题:《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雅典的泰门》《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前三个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代表作(另一个是《哈姆莱特》),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以悲剧为主的悲喜剧,所重者皆为我国文学传统中以惩恶扬善、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的喜剧为主题。尽管我国一直不乏悲剧历史,但缺少悲剧精神与悲剧美学。不过,译者还是留下最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压卷。

就体例而言,译者所用的是“三言二拍”式章回体目:各标题字数相等,结构对称,与我国传统章回小说基本无二——这种体例最为群众喜闻乐见,是当时的一个定式,区别只在于《海外奇谭》的各章独立成篇。莎士比亚的作品标题大多平实,从中很难看出离奇的情节预告。译者对标题的故事化改写无疑增加了译作的故事性与广告效应。此外,作品的人名尽管都出于音译,但大多归于汉语百家姓中,且赋予其道德蕴含,如用“韩利德”翻译“哈姆莱特”,以“宰路”翻译四大吝啬鬼之一的“夏洛克”等。这种归化更多照顾了目标读者的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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